3月3日，北京昌平区，在废品回收集散地的废纸堆中玩枪的孩子。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被驱逐的“废品”
废旧物资市场被迫四处游移，背后是政策规范、产业引导、行业管理的多重缺位
3月2日，北京市北三环外，知春路希格玛大厦。出身于北京市的全国政协委员、雅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万捷宣布，将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一份关于推动资源回收及再生产业（静脉产业）发展的提案。这份提案直指中国废品回收的产业政策缺失现状，关注大批城市边缘的废品回收从业者。
十几公里之外，北京昌平区“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来自河南的徐福生同样对这一产业感到忧虑。作为一名拾荒者，即使他已搬到城市的边缘，仍旧被撵来撵去，居无定所。
“东小口废旧品集散地”是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中转地。560亩土地上盘踞了千余废品回收站，超过3万人在此谋生。2011年11月开始，东小口村开始拆迁，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废品城”行将消失。原始状态下生存的废品回收从业者只能向城外更远的地方迁徙。
多年来，中国的废品回收产业在自行产生和多年发展之下，已产生了庞大的规模，从业者众多。而作为“城市静脉”，这一行业却始终没有行之有效的行业引导和政策规范。
拾荒者的游击生存
东小口村开始拆迁了，徐福生又要准备搬家了。虽然上个月他又给公司交了三个月的费用，但已经断了的电话线和网络还是让他时刻感到焦虑。
徐福生来自河南信阳市固始县，和很多老乡一样，他是“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中一名小商户。
事实上，在官方资料中，“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这样的字眼从没有出现过，这里不过是一个由很多废品回收公司、商铺自发形成聚集地。在这里，数以千计的商户连成片，地面堆满旧暖气片、纸板、旧轮胎，扭曲的钢筋和塑料桶捆在一起。人们生活在低矮砖房里，屋外堆积如山的塑料瓶比房子还高。
整个废品回收市场有各种“规矩”，铝合金、塑制品、纸制品和玻璃等专门网点各自为战，互不干扰。店铺之间，只简单的塑料或铁网隔成“围墙”。墙内就是每个店铺老板的“家”， 这些低矮的砖房里大部分家具简陋，没有暖气，冬天时要靠蜂窝煤。
徐福生说，来自城中各个社区的游摊和坐摊网点的拾荒者们，每天蹬着三轮车将城里的废木头、旧泡沫、废纸壳、废塑料、废铁等源源不断运到这里，经过分拣、压缩等简单处理后，再运往唐山、保定、邯郸、文安等地进行加工。
这其实是现今炙手可热的经济热词——循环经济中的重要环节，即将生产所需的资源通过回收、再生等方法再次获得使用价值。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除了京北的昌平区东小口回收市场以外，北京的其他区域也同样罗布着具有一定规模的废品回收市场，城南有大兴区魏善庄镇、黄村镇等，城东有东坝废旧物资回收站、白家楼废品回收市场等。
徐福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加入了这一行，当时不到二十岁的徐福生怀揣着300块钱，跟随老乡一起来到北京城“从垃圾里拣宝贝”。二十多年过去，当年拎着塑料袋四处拾垃圾的小伙，已变成老练的“坐摊”老板。
“干这一行，除了苦些、累些，更重要的是没人尊重”，回想起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徐福生的眼神仿佛一下跌进往事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这些人没有没挨过打的，也没有不被强制收容的。”“因为太脏，连公交车都不敢坐”。
尽管安全问题已经好转，但他仍被不安定感包围着，时常感觉自己“被驱赶着”。
被驱赶的行业
事实上，东小口并不是徐福生最初的创业地。早在1995年前后，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还在北四环中路卧虎桥。那时刚刚通过蹬三轮车收废品挣到一些钱的徐福生也在卧虎桥落了户安了家。
然而卧虎桥很快就拆迁了。徐福生就携家带口搬到了朝阳洼里——现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那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市场管理了，而开始与当地的村办企业签合同。
而到了2002年，洼里要进行“农转居”改造，又脏又乱的废品回收市场不得已继续北迁。徐福生一家也北迁至了昌平区陈营——现立水桥地铁站一带。
而五号线地铁的建设，又再次让徐福生搬到了现在的东小口村。
徐福生并不是一个特例，生活在北京周边的废品回收者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为市场不稳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敢贸然做大的投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像东小口这样的回收市场总是面临着被赶来赶去的困境。现今在东五环外，位于的白家楼废品回收市场，同样是从四环内的红庙被赶到四环外的十里堡，最后又搬到五环外的白家楼村。
徐福生在寻找下一站归宿的同时， 也在考虑转行问题。在他看来，“这一行是没人管的一群人。”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市就有了独特的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当时是作为与环卫体系平行且独立的部门，由供销系统的回收处负责管理。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部门逐渐退出了回收行业的直接经营，供销系统等国有资源回收公司也在体制改革中变身，将职能转化为开办和管理大型废品回收公司，具体业务转交给私人经营。
这一时期进城的农村人，迅速成为废品回收与运输的主力军。在自行产生和多年发展之下，形成了规模庞大数量惊人的拾荒大军。但这个行业规模究竟有多大，由于人员分散，管理无序，迄今没有官方的精确统计。
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和机构试图对此进行估算。2006年，北京社科院经调查撰写了《拾荒大军调查报告》，估算北京有30万拾荒者，每年从北京捡出30亿元。
环保科技专家、北京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董金狮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十年前北京拾荒者的统计数据是13万人，而今至少有15万人。这一数据只针对于产业链条前端的一线拾荒工人，并不包括后端产业链的物资回收市场和加工企业的人员。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陈立雯在近两年内多次针对北京市废旧物资回收进行调研，她发现，这个产业不只需要政府管理，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陈立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所谓‘管理’就是收取租金这类似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做的事情。而主管部门也仅仅是向小区内投放废旧物资回收房，其他方面却没有更大作为。”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当前北京市内的废品回收行业主要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主管。对整个废旧物品回收体系，一个部门的产业引导和政策支持远远不够。
立法层面同样不足，中国在2009年开始施行《循环经济促进法》，此后国家环保部、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制定《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并于2011年8月1日起实施，但这两项与废旧物品回收相对接近的立法，由于没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现实中缺乏直接指导意义。
地方政府的产业引导政策同样进程缓慢，较新的政策出台于2006年，是年8月17日，北京市商务局、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发展试点方案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在3至5年规范收购前端，用专业化物流和分拣加工代替初级摊群市场为主的运作模式。采取政府招投标的方式，培育若干家再生资源回收物流企业作为市场运营主体，逐步取代分散、个体的回收方式。
6年过去了，北京市个体分散的回收摊群网点非但没有被取代，反而在大公司缺位的情况下一度激增。
“废品”何处去
万捷在上会提案中指出，废弃物综合利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同人体的血液经过动脉为身体各部分输送养分和能量，经过静脉回收再流回心脏参加下一轮循环。而“静脉产业”的保护和发展，即是环保的应有之意，也是节约能源的重要手段。
万捷建议，由发改委主导，联合商务部、环保部和工信部等相关部门，研究静脉产业体系，全面调查现有产业状况，在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政策、规范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发展静脉产业，可以规范当前的废品回收体系，将“垃圾大王”转变成“循环再生经济的倡导者”，政府也可以通过杠杆刺激机制，让再回收产业做到既满足环境安全标准、又有经济利润。
民间环保人士、“绿房子” 垃圾分类环保项目创始人黄小山认为，静脉产业就是在环保要求下，把可回收物成规模地再加工，使其回到物质循环圈。“规范的静脉产业园本身需要大批工人，这样对城市拾荒者而言，既可安心做这一行，也能更好发挥他们原来的经验”。
而董金狮认为，做静脉产业的企业，应建立一套竞争机制，一些政府部门设立的公司以及社会上的民营公司都可以参与竞争，利用招投标方式进行筛选。“这绝不应是纯粹的企业行为，而应是政府监管的行业行为和企业行为，”他说，如果从废品产生、收集、分类，到储存、运输以及加工，整个链条都充分竞争，行业有序将指日可待。
民间的呼声在中央高层亦有回应，2011年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目前我国废旧物品回收体系很不完善，完善制度刻不容缓。
徐福生也关注到温总理的讲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有大公司能吸纳他，能保证生活，同时可以降低因竞争过于激烈而抬高的收购价，他当然欢迎。但这一前景并不乐观。